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钮文新:认知错误必然带来恶果——看通胀必须看清“八大需求约束”

但为什么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依然对通胀无动于衷?甚至将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归因为经济修复?难道经济修复、需求增加不是通胀的根本拉动因素?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首席评论员  钮文新

最近,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,导致人们对于全球性通胀的担忧。这当然有一定道理,毕竟美联储加欧洲、日本过去12年连续执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,按照货币学原理,这早晚有一天引发超级规模的物价飞涨。

其实,必须理清一个常识:货币发行和物价上涨之间,实际隔着一道河:需求。就是说,大规模发行货币必须有效激发市场总需求,或说“引发市场强大的购买力”,这时货币增长才会转化为物价的上升。为什么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央行释放那么多基础货币却不仅没有发生通胀,反而一直在通缩中挣扎?道理就是:货币发行并未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。这一现象甚至引发学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怀疑;那现在为什么市场会出现通胀担忧?因为疫情有望得到控制,被疫情压抑的需求有可能快速释放。

但为什么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依然对通胀无动于衷?甚至将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归因为经济修复?难道经济修复、需求增加不是通胀的根本拉动因素?按照常识,要看清通胀问题,首先需要看清需求问题,那现在全球性的需求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?认真但并不完全地梳理之后,可以发现:全球需求至少存在以下“八大约束”:

第一,全球主要经济体全部债台高筑。国际金融协会(IIF)2020年11月预计,2020年底,全球债务将达277万亿美元,相当于全球GDP的365%。其中,美国债务总额将达80万亿美元,债务率(债务/GDP)为400%;欧元区债务率385%左右。问题是:全球债务是否还有进一步大幅增加的可能性?高企的债务明显将成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大约束条件,因为这必定严厉压制总需求,需求无法有效增长,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?

第二,全球性产能过剩、消费需求不足。过去40年,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,使世界经济已经形成“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关系”:新兴市场国家担负全球消费品制造,资源富足的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,而发达国家负责消费。事实是,2008年之前,发达国家的极度消费已经把制造业国家的产能推高到极致程度,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断崖式跌落,全球性有效需求不足,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成为必然。尤其是为应对金融危机,各国债务急速增长,包括私人消费债务在内的全球债务急剧膨胀。但是,债务增长毕竟存在上限约束,一旦达到一定的边际,债务增长将越发艰难,这必定严重抑制总需求,并导致工业品产能更加过剩。

从另一个角度看,全球最喜欢借钱消费的美国人,金融危机之后,其储蓄率从0%附近上升到2019年底的8%附近,而疫情导致的“不良经济前景+消费场所限制”,更使美国人的储蓄率在2020年12月快速攀升至13.7%,创下1975年以来的最高值。如此消费状态势必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。

第三,创新成本高不可攀。一般性商品的生产和研发,已经引不起投资者兴趣,但高科技投资动辄需要上百亿、上千亿的巨额资本,与之相伴的投资风险也大到难以想象。科技成果要转化为全新生产力,必须投入巨额市场成本,为新产品迅速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,否则无法平衡投入和产出。比如,一枚高端芯片商用必须要求足够的客户“快速提供”足够的需求,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用量,否则就可能发生难以承受的巨亏,不仅限制芯片的进一步研发能力,甚至会把厂商推向死亡边缘。

第四,贫富分化日趋严重。当发达国家陷入发展低潮之时,依赖发达国家债务度日的贫穷国家,偿债压力越来越大,严重限制其发展空间,并导致国际间贫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。与此同时,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的矛盾越发明显,社会冲突频繁爆发。尤其是疫情暴发之后,发达国家内部矛盾稍有星星之火则成燎原之势。美国、欧洲无不受此困扰,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。

第五,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多变,几无可能回到从前。毫无疑问,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。近年来,中美关系陷入困境,美方全面打压遏制中国,不仅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,也给世界带来了极大危害。当前,中美关系已经来到新的十字路口,未来走向如何,将对全球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。

第六,新冠肺炎疫情蔓延。据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,截至北京时间1月27日上午9时22分,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1亿人,全球死亡人数超过215万例。尽管疫苗已经开始接种,但未来病毒变异情况会如何发展?整个世界还会因为疫情构成多大范围、多长时间、多大程度上的经济停滞、失业增加、债务扩张?这又是全球经济的重大不确定,但可以肯定:(1)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所有恶果,都在疫情中不断发酵;(2)疫情对国际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可估量,甚至“彻底改变世界格局”。

第七,疫情加剧全球实业资本、股权资本争夺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,世界主要经济体全部转向“再工业化”过程,纷纷出台极致性货币政策全力激发股市,展开激烈的实业资本、股权资本争夺,并以此全面激发国家经济的创新能力,抢占未来科技高地和智能化先机。

科技战,表面看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科技封锁,而背后的实质其实是:控制全球科技资本流向,压制别国对全球科技资本的吸引力。对此或许没有谁对谁错的简单评价,可能人类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新的发展、创造新的财富,并以此破解历史债务风险。

高科技经济发展的巨额资本需求绝非历史任何时期可比,也绝非单纯依赖单一国家能力可以实现。所以,要在科技经济发展中赢得先机,动用一切国家力量和非常规手段去赢得全球科技资本,几乎是必然选择。

此外,在疫情阻断全球一般性商品供应链、产业链的背景下,各国实际已经开始审视这些曾经“不被重视”的商品,其生产也要回归国内。去年底,世界银行发布一份报告指出,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开始更加注重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安全因素。如此状况,势必加剧全球实业资本、股权资本的争夺。

第八,寡头垄断集团对经济的控制力、政策的影响力进一步强化。发达国家就其自身最新的研究称:(1)寡头垄断集团已经变成当代政治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,从而对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构成重大影响;(2)现在和未来,商品价格只在很小的市场领域由供求关系决定,而更大范围内,则由垄断集团控制。事实上,为从“货币、财政——双扩张政策”中获得更大利益,寡头们有效压低了基础能源——石油价格,从而为“双扩张”长期化提供了条件。最为典型的证据是:石油价格与美元指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“严重偏离”。当然,除供求变化因素之外,决定石油价格的因素还有很多。比如,各国致力于新型绿色能源建设的趋势,以及个别时点上金融大鳄借题发挥的操纵性炒作。如此等等做法,恐怕都与利益集团更希望货币政策长期维系宽松密切相关。

其实,还可以找出许多严重制约全球需求的因素。比如,中东日益严重、日趋激烈的地区冲突;英国“脱欧”,以及欧洲大陆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;等等。但以上“八大需求约束”已经足够了。

第一,这样的情况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长期低迷,就算疫情结束会带来大幅反弹,但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;第二,当救助款项退出,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,其消费能力是否可以持续性增长?全球消费价格是否会因生产恢复到疫前而大幅上涨?如果经济增长和全球总需求无法有效“超越疫前状况”,那疫前一直持续的“通缩状况”是否应该继续?这些其实都是未定之天。

总之,鉴于“八大需求约束”的长期性,全球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不可能因为疫情结束而立即转变,更不可能短期内消失。而被延续的、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,其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挺高CPI或拉动就业,而更该将其视为拉高股市,争夺全球实业资本、股权资本和科技资本。
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一个错误观念长期误导中国:宽松货币只许信贷扩张,不许股市走高,因为股市走高会引发“泡沫”。

实际上,信贷扩张如果没有股市上涨——股权资本加厚的配合,则企业债务增长将长期得不到股权资本的平衡,如此必然导致的结果是:第一,债务杠杆过高,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;第二,国家经济时时受到债务危机威胁,应对特殊情况的能力不断弱化;第三,作为创新主体,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都会被同时削弱。上述三大问题恰恰是困扰中国经济的现实存在,而过去乃至今天,上述错误观念还在不断发酵,这难道不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吗?

责编:姚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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